【研究】2009年，七年級的世界來了

我有預感，2009年會是七年級生大鳴大放的一年，從不知道哪位道高人士指稱我們為草莓族開始，各種莫名的指稱批判加諸在我們身上，我不否認某些部分屬實，然而，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不都是上一代的你們"建立'的?各式各樣的遊戲規則，社會價值及風氣的扭曲，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假殼，從社會到教育到媒體，亂七八遭無頭緒邏輯可言的結果，都是世界在淘汰轉變的過程，如今崩潰，重新歸零，嶄新的時代來了，我們的時代來了!

過去極端M型的被破壞，亂世出英雄，反正從來就沒有真正擁有過什麼的我們，比上個世代多了勇氣及韌性，我們敢言敢反省，我們直接不畏縮，我們能量正在集結，它會用最快的速度組合，在上一代還在中規中矩的摸索攀爬的同時，我們將會靠著無法預測的方式找到空隙填補起來!



(轉貼) 7年級生－學歷最高，生存壓力最大的世代

此文轉自 天下 2008/11/21

渴望出人頭地，卻稚拙而懷疑；有莫名的自信，卻也滿腦子恐懼；他們是學歷最高，也是生存壓力最大的一代，這幾乎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年輕人的共同寫照。 年輕的一代該如何「自力救濟」？ 學校、老師與父母該如何協助他們，成為「有準備的人才」？

【文／李雪莉；攝影／黃明堂】

書教了二十多年，髮絲由黑轉白，坐在台大副校長室裡的湯明哲，近來愈來愈煩惱學生的未來。他不是擔心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是「怎麼學生對生命都沒有熱情？」

他感嘆，好久沒聽到學生說要把人類送到火星、要改變世界的氣候、要當好醫生或是偉大的動物學家；多數學生只在乎考試、成績、考公務員、上研究所。

翻開教育部的統計資料，七年級生（十八～二十七歲）將是台灣學歷最高的一輩：平均三個人有兩個人有大學學歷（每年有二十一萬畢業生），每七個人就有一位碩士學歷（每年四萬八千名畢業生）。

他們也是生存壓力最大的世代。

這一代的徬徨

目前台灣二十歲到二十九歲的失業人口達二十萬九千人，佔全國失業人口的四五％。失業率達八．六％，遠高過全國平均四．二七％。

但，台灣的年輕一輩，真的只有學歷、焦慮，沒有對生命的熱情嗎？

有機會逛逛達兩百多萬會員的「無名小站」網站，就可一窺這代年輕人的縮影。

這個虛擬社群是台灣年輕人的祕密基地，他們在這裡貼相簿、寫生活日記，把這裡當分享園地；有人夢想壯遊、有人渴望創業出人頭地、有人滿懷正義集體營救流浪狗、有種種狂歡與脫序，當然也有人無病呻吟或記錄生活流水帳。但這是活生生、有苦有悲有笑，年輕一輩的生活劇場。

不論是無名或是台灣最大的校園BBS站 PTT裡，看得到眾生百態，它們有個共同現象：年輕人滿腔熱情、強烈好奇心，還有用不完的精力。

台灣二十歲年輕人的狀況有點像無人指引的練功者，內力亂竄；他們希望出人頭地，卻不清楚學什麼、該怎麼學。他們不知道如何提升自己、有系統地實踐夢想。

莫名的稚拙與自信，卻同時擁有滿腦子的懷疑與恐懼，其實是全球年輕人的集體現象。

但全球名校，包括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哈佛、卡內基美隆（CMU），澳洲、德國與日本等國家的名校，不論研究型或技藝型，都正著手把學生的熱情導引到更有意義的學習。

在距離台灣一萬多公里以外，目前是MIT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博士一年級生的龔南葳，也經歷過台灣教育下的混沌。

清大材料系、材料所畢業的龔南葳求學路很順利，畢業前甚至拿到高科技廠六年的獎學金，只要等畢業就能晉升百萬年薪。

但二十五歲的龔南葳很不滿足，她說師長總告訴她們，「就業很有保障，未來沒問題，很安全。」她不理解：「為什麼年輕人被期待走一樣的路，安於現況？」

跳脫Spoon-feed 自力救濟

去年，為了尋找更具挑戰的人生，龔南葳主動寫信給MIT教授，並順利被錄取；在這個新的學習環境才一年，她已經是個敢跟老師辯論、據理力爭、跟比爾蓋茲基金會提案要解決瘧蚊問題的女孩。

有過困惑的不只是龔南葳，即便帶著一技之長的專科生，青春之路走來也是惴惴不安。

二十五歲的羅大森是連續兩年，抱回日本國際藝術美甲大賽冠軍的達人；他就 讀佳冬高農園藝科，卻對美甲情有獨鍾；他自費到日本NSJ美甲學校拜師學藝，看到日本美甲職人對一平方公分面積的指甲下足苦功，他光是練習擦指甲油就學了 一個月。拿了冠軍的日本老師親自教導他如何在六十秒內，擦出名片般薄的法式水晶指甲。

專科出身的羅大森之所以能與眾不同，是當同學打工買名牌，他選擇存錢到日本進修；當親友告訴他男生幫人修指甲沒前途，他力抗傳統價值。

一臉清秀的羅大森談到台灣的教育環境，擔心說道，業界腳步走得很快，但學校老師只有教皮毛，「沒有想到這樣做會害到未來的年輕人，」羅大森直言。

龔南葳和羅大森這兩位七年級生自力救濟，才看到人生其他選項、找到系統的學習方式，殺出重圍。

但他們的故事卻突顯台灣史上學歷最高的七、八年級生，存在的困境──嚴重的學習危機，以及理性基礎不夠、感性能力欠缺的「不均衡的一代」。

有人會問，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或研究所，還有大小的補習班和證照考試，學生不是一直在學嗎？

但學歷的提升，不代表年輕人愈來愈懂學習、懂得在智育外追求平衡的能力。

中研院院士，也是MIT電機資訊系教授舒維都，在建國中學國中部畢業後，出國留學；在MIT待了三十八年，看過無數的東方學生，他深深感受台灣僵固的學習。「所有知識都是spoon-feed（餵食），學生學不會獨立思考與決策，這是創新最大的敵人。」

今年秋天，MIT電機系，中國學生取代加拿大成為國外學生大宗，他以「unbelievable」（不可置信）形容。台灣學生卻很少人申請，他感嘆：「不是不夠聰明，是沒有動機。」

當全球化剷平疆界，競爭的舞台上就像同時有數千盞探照燈把舞台打亮，人才優缺點無處遁逃。

哈佛大學伯克教學中心主任威京森（James Wilkinson）在專訪時談到，亞洲學生往往能在托福取得高分，卻無法流暢說英語。許多人學習為了通過考試、不重視理解，「考試反過來成為學習的障礙。」

他溫和而鏗鏘說著，「如果我是台灣的教育部長，我會改革考試體系，引導學生從記憶學習轉向概念學習。」

台灣這種「訓練而非教育」的方式，製造出會考試、接收指令的學生，但這些能力被證明已不適用。

加高的競爭之牆

政大校長吳思華已十年沒教大學部學生，今年重拾教鞭，教導新生，是想讓學生及早認識未來的挑戰。他上課開宗明義提醒著學生：「從二十二歲工作到六十五歲退休，你們至少要換三到四次工作，不可能只學一個專業。」

這是一面加高的競爭之牆。

年輕人面對的挑戰比以往複雜：經濟環境、健康議題、能源安全、環保、碳足跡……，每個議題天涯若比鄰；像這次美歐金融風暴就將會影響台灣的大學科系排名，和金融業就業機會。

排名全美前二十五名的卡內基美隆大學，娛樂科技中心（ETC）執行長麥洛奈里（Donald Marinelli），一頭長捲髮，有著印地安那瓊斯那股俠氣詼諧的性格；二十八年教學經驗，他觀察到這輩年輕人前所未有的辛苦。

他說，以前學生只要想該走哪一行，然後結婚生子。現在則每個階段都有難題，包括要怎麼過人生、想在哪裡安頓、工作、選擇單身或結婚、能否接受候鳥夫妻，「有很多議題要面對，更得仰賴自己。」

當知識與人生無法預測，懂得學習、擁抱改變，是唯一的方法。
相較台灣對「學習」的陌生，加高的競爭之牆已讓美國、歐洲大學以及高中，展開學習革命。

它們告訴學生學什麼、怎樣才能學得好，而且強調平衡的學習。

做全方位的均衡人才

就在今年，MIT正進行三十年來首次的教學翻修。

迎接大一新生的是震撼教育。

電機系第一門課是拆手機、拆電腦；機械系第一門課教的是飛行概念，從鳥的飛行原理說起，談到空氣動力學、流體力學後，期末考試是做出一個，沿著體育館某個八十乘一百（公尺）的長方形區域飛行的飛行器。

為了落實小班教學，像電機系把師生比從二十比一，降為五比一。

舒維都也參與課程的翻修，他說，新鮮人課程是為了幫助學生快速吸收、記憶、理解。

包括美國、澳洲、芬蘭與日本，都將學習從閱讀與聽講學習（Learning by reading），轉向實作學習（Learning by doing）以及社會參與，把社會真實情境的教育帶入課程，激發學生對學習與生命的熱情，加重培養學以致用的能力。

他們不約而同發現，十八世紀歐洲或中國書院文化所建立的「學徒制」與「工匠精神」裡的專家指導，是建立學生全面能力的方式。

透過小班、密切的師生同儕互動、以專案為主、動手做的課程設計，同時教給學生全方位的能力：解決真實問題、跨領域學習、主動參與、獨立自主、團隊合作。

而心理學研究發現，情感投入、主動參與學習，有助大腦記憶，也能產生「我能感」，相信有超越自我的能力。

如果用三度空間來分析這立體的能力，年輕人未來須扎根於三個面向，才能成為全方位均衡的人才：

一、扎根專業與技術：持續學習新知，並加以運用，長期目標是建立專業的自主。

二、扎根態度與倫理：積極自我管理的能力、對工作的承諾，對生命的熱情。

三、扎根創新與感性：跨界學習，加強溝通、美感等感性能力，平衡理性基礎，左右腦並用。

美國《新聞週刊》今年九月的特別企劃「下個哈佛的競賽」，就呼籲學校將這種全方位均衡的能力，提前教給十五到十八歲的孩子，因為青少年愈來愈早熟，不能再教給他們百年前的學科分類、記憶與背誦，教學得更強調基礎創新、回歸社會現有議題。

台灣的學生具備這些全方位的均衡能力嗎？

上任半年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就感嘆，台灣教育好像讓學生攀在浮木上，在洪流裡隨波逐流，為了考試與分數，你死我活，還在爭議學測要考幾次、量尺如何安排才公平，「對知識不是真的產生尊敬與興趣。」

這一代學生的學歷提高，但對學習仍缺乏動機，使他們對生命迷惘。

像教育部近來統計，四二％畢業生在一到三年內轉職；畢業生「打工過活」的心態，很可能是青春時缺乏探索，才會在進入職場時，持續碰撞找尋。

這一代不是沒企圖心、沒熱情，而是不清楚方向。

「受教育應該是，你清楚知道人生目標，為了到達目標，你會搭車、換車，但現在上車是唯一目的，好像上了車就結束探索，」實踐大學設計學院院長安郁茜觀察，多數學生不清楚自己的興趣、沒有學習方法，「現在競爭白熱，學生在錯誤中滾兩翻，一輩子就沒了，」她直言。

大環境愈形困難，全方位能力更顯重要。

《魔戒》中文版譯者朱學恆就認為，「環境愈嚴苛，熱情和樂觀就更重要，需要更強悍的?性。」

聯強國際總裁杜書伍指出，現在的企業強調永續經營，需要均衡的人才，「均衡才能吸收得很好，若是只偏重一種能力的人才，企業用完即丟。」

給年輕人重新起跑的機會

那何時得練就這全方位的能力呢？

學習和能力的建立無止盡，但二十五歲是人生重要分水嶺。

從人的腦部結構來看，大腦一開始只有「感覺認知」；大腦的額葉、顳葉、眼眶皮質會漸漸發展出思考、判斷的「理智認知」，理智認知決定人格的成熟和思考深度，這個演化在二十五歲前完成。
杜書伍以務實的口吻告訴年輕人，「企業是去挑人的，沒有責任去教育；二十五歲進到社會再學就太晚了。」

僵固的教育方法、混亂的社會價值，年輕人如何避免跌撞，跟著洪流往前漂盪？

競爭之牆築得天高，又怎麼超越這架高的藩籬？

今年秋天，卡內基美隆大學發給一千四百名新生一份禮物；新生宿舍裡，學生書桌案頭上都擺著這本禮物書──《最後的演講》（The Last Lecture）。

這本書是CMU教授蘭迪．鮑許（Randy Pausch）得知罹患胰臟癌後，決定以微笑面對癌症，為全校師生進行「最後的演講」的全文集結，這場演講感動了全世界。四十八歲的他在今年七月逝世。
鮑許從小就是個夢想家，經常在自家的牆上畫畫、塗鴨，最大的夢是進迪士尼工作；他自CMU畢業後，寄了封求職信給迪士尼，結果被退件；他卻在當了教授後，為迪士尼設計新的遊戲軟體，他培育的無數學生，更成為娛樂科技業界的搶手人才。

在最後的演講中，消瘦的鮑許透著湛藍的眼眸，指著簡報上的紅磚牆做比喻，「眼前的高牆不是為了阻擋我們前進，而是讓我們有機會展現自己，確認自己有多想完成夢想。」

是的，面對高牆，他們有數不盡的徬徨。

但家庭、教育、社會必須交付有利的工具、全面的能力、實踐夢想的自信，讓孩子跨越那面高牆。

【研究】詹偉雄：創新≠創造

【聯合報╱詹偉雄】2008.12.21 01:57 am

什麼是「經濟衰退」？所有的企業都應該恐懼「經濟衰退」嗎？

衰退到復甦 靠技術革新　

關於經濟衰退的解釋有很多種，但台灣比較少人注意奧地利籍經濟學家熊彼得的說法，他的主張是：每次的衰退都是一次「商業周期」探底的過程，其成因來自於「舊生產方式」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因而廠商商品售價降低、利潤遞減而終面臨退出市場的絕境，但也每每在景氣谷底時，社會就會出現一批新的創業家，他們帶來「新生產方式」，生產出超乎顧客預期的產品，此時廠商利潤遞增並吸引更多追隨者，經濟也開始成長，直到此一「新生產方式」失去力量，褪色為「舊生產方式」為 止。因而，每一次的衰退，都包括著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而每一次技術革新的結果，也預期著下一次衰退的到來。

在熊彼得的研究裡，「不安於現狀的創業家」以及他們「對舊生產方式的無情破壞」，才是推動經濟復甦的根本力量（而非凱因斯學派的「擴大公共支出」或是貨幣學派的「寬鬆貨幣供給」），用這層思考來思索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實在具有高度的啟發性。

製造業創新 拉台灣起飛

戰後台灣半世紀的經濟發展，最大的特色是琢磨出一批批具有高度「創新」能力的製造業產業聚落，它們以「製造」為經濟行動的核心，在電子科技產業和傳統工業 領域的一次次起落循環中，從量產技術、品質控制、材料研發、供應鍊管理到產品的工業設計分別衝撞出各種熊彼得式的「破壞式創新」，這使得ODM（設計代工 服務）此一產業模式幾乎成為台灣專擅於世界的專利，其他國家欲學習而始終不可得。近年來，台灣的電腦代工廠商獲利能力甚至遠超過委託它們設計代工的國際品 牌原廠，即是台灣ODM產業創新能力的外在表徵。

創新遇瓶頸 社會很焦慮

然而，既然台灣ODM產業如此具有競爭力，那為何「憂慮」聲音不斷呢？我個人的看法是，這種焦慮，其實是我們衡諸台灣現有與未來的社會條件後，所產生的一 種「創新的瓶頸感」，它意味著：台灣難以再靠「製造業」裡各個企業對價值鍊的局部「破壞式創新」，就能夠打造新「商業周期」，其原因並非我們缺乏技術、資本與資源，而在於我們缺乏自許為第二個王永慶或郭台銘的「破壞式創業家」。

對一九七○年代後出生的台灣年輕世代而言，需要「高度自我壓抑」、「苦行僧般節慾」、「信仰客戶」、「集體紀律」的ODM生命圈，是難以與他們的自我意象 相吻合的———隨著台灣這第一批「自由世代」的成人化與社會化，他們早已表現出與ODM社會的格格不入（「草莓族」稱號其來有自），同時也在許多不起眼的 角落，帶來一些中年人眼中「革命性、但產能不大的全新生產技術」（譬如獨一無二的咖啡烘焙、麵包製作、指甲彩繪與燒肉店經營），比起父兄為追求生存的財富與社會肯定而奮鬥，他們更在乎「工作個體性」、「事業主體性」的追求——和不斷改良先人成果的「創新」（innovation）比起來，全然耳目一新、更能自我肯證生命存在的差異化意義之「創造」（creation），似乎不得不地成為他們的優位選擇。有趣的是：我們中年菁英不斷譴責成績愈來愈爛的大學 生，卻從不深思這群人之中會不會誕生出像比爾‧蓋茲、史蒂夫‧賈伯斯和麥可‧戴爾這類大學沒畢業、但卻全然改變世界商業規則的人。

創造的世代 何必怕衰退

「創新」，必須有跡可循，但「創造」卻得無中生有，其差別，在於創業家是否有定義產品的視野與抱負、生活中能否經歷豐富的他者世界，而又有足夠的想像力。由「創新」到「創造」的轉折與痛苦，台灣目前正經歷於其中，一旦明白了這原委，我們又何必擔心衰退……。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數位時代》總主筆）

【文化創意產業】為何藝術與文化是欣欣向榮的事業

本文轉貼自波酷網

資料來源 Jeffrey Meulman

想到文化參與，首先出現我心中的問題即是：你怎麼可能沒有文化參與？自從我在冰箱發現一件出傑出作品：知名的玻璃設計師，Floris Meydam在1972設計的一個裝肉醬的小玻璃瓶，就開始大量增加自己的文化參與。歷經一小番調查，我才知道最初由Koen van Os在1962年設計的Grolsch啤酒瓶，是Meydam之後「改進設計」的例子。然後我注意到身邊無處不是藝術。

我覺得難以理解。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直住在博物館裡！一面疑惑著，面檢查自己的收藏：我的Hans Citroen平版印刷、我的Gispen長沙發、Lumina燈、Vitra椅子、我的Hans Ubbink長褲，甚至我那外表單純的Ikea咖啡杯，好像是由Susan Pryke設計，她於1994年完成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London Royal College of Art)的學業。現在有人可能會說，瞭解到藝術對我們日長生活的影響並非文化參與。但是凝視放在家裡的咖啡杯，和凝視放在博物館裡同樣的咖啡杯，是否真有什麼不同？我不認為。僅僅是背景的問題。

其次談到我自己小小的私人微經濟，我也看到宏觀發展即將到來。咸信藝術、創造力，和文化能讓我們實際賺到錢，而不僅是讓我們支出的說法似乎在緩慢流傳。即使荷蘭保守黨，VVD(荷蘭國會眾議院自由黨)，聲稱計劃將國家藝術預算提高一倍，仍只能算是一個小的文化革命。藝術一再以復興建築物、城市，和區域證明其賺錢的能力。從行銷的觀點來看，一個城市的形象是有創造力的、文化的、附庸風雅的，和充滿生氣的中心，而且能提供誘人的現金。

藝術造成的影響可能無遠弗屆，正如某為藝術家的觀察：「單單一幅畫，林布蘭(Rembrandt)的『夜巡』(The Nightwatch)，看它為阿姆斯特丹帶來什麼。」(或許是數萬份工作和以百萬計的歐元)。一旦藝術的經濟影響更被普遍肯定，許多人就會擁抱藝術－ 無疑基於投機心態，但是又怎樣呢？能在金錢方面得到滿足。藝術家提供的這種滿足無人能及。日積月累，私人企業和政府機構似乎瞭解，支持藝術不再是慈善工作：是投資。

藝術是創造力的產品。創造力已經與資本同等。創造力不再專屬於藝術家的領域。創造新理論的科學家就是「富創造力的」。身為「富創造力的」本身即位一種專業(而且報酬極高)。多虧有「變得模糊」這個詞，Utrecht才能稱自己為「荷蘭最富創造力的城市」。不論這個稱號有什麼價值。「富創造力的工業」一詞似乎也逐漸變得模糊。對某些人而言，此名詞僅關係設計領域，其他人則認為包括建築、工藝、視覺藝術和古物、攝影術、電影和錄影帶、寫作與出版、電視和收音機、音樂、戲劇、廣告、設計和(休閒)軟體發展。依照此定義，甚至荷蘭極為郊外的例子，Zoetermeer市，都變得驚人的富創造力。

「變得模糊」

藝術、創造力，和文化過程中「變得模糊」的意義更為深遠。由Festival a/d Werf在2000年推出有如戲劇般的土耳其摔角冠軍賽，引發是否可稱之為藝術、文化，或運動的討論。4年後，一名荷蘭歌手的葬禮在足球場舉行，有5萬名人士參加，分享他們的悲傷，高聲歌唱和鼓掌，彷彿參加的是一場大型多媒體活動，而同時有5百萬人在電視機前觀看現場轉播。這算藝術嗎？還是文化？嗯，我倒覺得很像戲劇！

什麼是一般定義的藝術和什麼~是定義為文化之間的細線正在消失。你也許會問，「最近如何？」「我們不是已經視某些廣告和MTV為一種藝術嗎？我們不是命名車子為畢卡索？我們不是早在40年前就認定Campell罐 頭湯為一種速食大餐？」或許沒錯，我們確實那樣做了，依照生命片斷出現的背景－ 例如運動、儀式，和日長生活 － 很容易就轉化成藝術的東西。但是真正新的東西是，不在只有藝術家將東西置於新的架構。變得模糊是一種發生在藝術家能影響範圍之外的過程。不僅如此：沒有人 真的關心。我們只管生產，然後消費。最重要的是：我們樂在其中。

有時我能在星期二看新的Robert Wilson；我家裡VCR錄的「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星期三看新的喜劇演員；星期四公開討論Steven Berkoff的作品；週末買老歌手Harry Belafonte的唱片。感謝老天給我們文化自由！沒有人會評斷我的口味。文化水果籃裡的東西多到滿出來。目前為止沒有遺忘任何。

如今有一種新生代並不在乎什麼定義－ 高或低文化、包括多種學科、不同文化之間 － 他們只是做，集合他們的資源於他們直覺的Google方式。這就是行為家；自然天生的文化企業家。不是自我，而是產品。不是決策制定者，而是大眾。不論你在歐洲何處，都會遇到志趣相投的人。

藝術目前在最終民主化的邊緣。你無需像音樂家一樣在演唱會做現場演出；你也無需像一個經過訓練的演員，變成電視明星。單靠模仿他人，你就能晉升為名人。你甚至可以只因為有名，而變得有名…我們可以在網路登錄上刊登我們的詩，設計我們的虛擬生活。就在此地、此刻，開始我們自己的收音機或電視網。攝錄影機在握，今晚我們就可以拍攝自己的記錄片，然後明天播出。

葬禮與婚禮

社區藝術似乎又開始重領風騷。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戲劇製作人，於上個六月份在指定的劇院參加一個座談會，並且在Terschellings Oerol節進行造園美化。與當地大多數是農民的人士合作，社區顯得度參與的藝術家十分重要。John Malpede在Eastern Kentucky進行；Sjoerd Wagenaar在荷蘭的Drenthe省；Wu Wenguang在中國北京；Jorge Vargas在哥倫比亞的游擊隊區域；而前Dogtroep成員Jos Zandvliet和不良少年在足球場高歌。無需贅言，這些方案是依照當地的生活方式、歷史、感情，以及日常儀式，像是葬禮和婚禮：達成最大文化參與的證明方式－ 此外，也是在這個令人困惑的時代，實現對文化象徵渴望的最佳方式。

同時，文化菁英亦開始憂心。在阿姆斯特丹舉辦的一場文藝社會辯論中，有些人質疑與Ajax不 良少年歌詠方案的藝術價值：「跟不良少年合唱？不錯啊！但是誰負責監督品質？」一為參加的辯論者提及一樁發生在夏日陽台上的謀殺案，旁觀者高興的鼓掌叫 好，以為是一齣街頭表演的精彩好戲。不論是否為真，辯論者堅稱如果這就是變得模糊的真諦，他寧可相信老舊的慣例。社會成員鼓掌大笑，伴隨清楚可見、心情得 以放鬆的手勢。對辯論者不幸的是，犬儒主義已經是過去式。文化參與正在蓬勃發展－ 不論你是否喜歡。

欲知更詳情，請聯絡作者：

Jeffrey Meulman
Email： jeffrey@tf.nl
Website：www.jeffreymeulman.nl

作者簡介

1968年生於荷蘭Leeuwarden市，Jeffrey Meulman自1986年起活躍於文化界，並且自1988開始擔任表演藝術評議員和節慶經理。他之前是龐客詩人、舞台建築商、De Parade的招徠客人者、技師、製作人、樓面經理、售票員、主持人、藝術家顧問、劇場製作人、公務員、魔術師、主席、宣傳顧問、出納、秘書、他自己表演場帳篷內的跳舞熊、藝術顧問、一般運動場公司職員的一員、收音機通訊員，以及新聞記者